女：又要过年了
男：是啊，我还在福建实习，估计除夕才能到家
女：也不差一两天，你回来，估计孩子就会叫爸爸了
男：很期待
——1962年1月
1989年2月3日，农历除夕。
过年永远是孩子最开心的日子，一大早，甄多余就在外面当当当地砸门：
“凉凉！凉凉！”
“干嘛？我还没吃完饭哪！”
“门口有个大灯笼，你看到了吗？”
“没！”
“我看到了，我等你一起玩！”
一听说有灯笼我哪还等的了，甄多余前脚刚走，我后脚就开门跟上了。
“600！我出来啦！”
甄多余转过身来，我看他穿了一身新衣服。上半截是蓝色、下半截是黄色，是当年相当流行的面包服，只是他的衣服有点儿大了，下摆根本收不住，一直耷拉到膝盖上。
我也有新衣服，是前阵子黄绍伊去上海出差给我带回来的，粉色的驼绒大衣，胸前还有个白色蝴蝶结，在庄城根本找不到同款。但家里有个规矩，过年的新衣服只有大年初一才能上身，所以我也只能穿着秀荣给我做的红棉袄，外面套了个坎肩儿就跟甄多余出门了。出于一贯“不服输”的心理，我跟甄多余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600 ，你这新衣服一点也不好看”。甄多余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，什么也没说。有那么一个瞬间，我在他脸上看到了曾经在李保柱脸上出现过的那种表情，我读不懂的表情。
那时候的庄城是一座十分闭塞的省会城市，但有一点好处，清净。虽说外来人口很多，但多数都进了机关部队工厂，有组织有纪律，像老甄老马那样作奸犯科的少之又少。尤其是气象局大院的所在地，前后左右分别是——军官学校、导弹旅、防空旅、通信团，就是走出2站地去也还是部队的地界儿，所以基本不会有人选择到这儿来做坏事儿。
正是因此，我上次被崩爆米花的“拐走”这件事儿才能引起那么大的轰动，也正是因此，我和甄多余才4岁半就敢独自进出家门玩耍。
我俩的行动范围，基本可以锁定在院内外方圆50米的范围内，如果不是那天筒子楼口挂上了灯笼，我俩估计早就溜达到导弹旅里看军人们擦大炮了。
别说，那年春节的灯笼还真好看，就挂在筒子楼的正门口，一边儿一个拴在挂灯上，红彤彤的，下面的穗子轻轻摆动着。我和甄多余蹦着高吹那个穗子，看着它散成一个圆片儿，我俩开心地大笑。
后来觉得不过瘾，甄多余搬来一个小板凳蹦着高往上够，直到把灯笼打得前后打晃才肯罢休。我不敢上板凳，就在底下看着他像个杂耍演员一样蹦来蹦去。
过了一会儿，方敏也来了：
“600，你干嘛呢？跟耍猴儿似的”
方敏比我和甄多余大半年多，在我印象中，她的童年一直是梳着两个羊角辫儿，穿着带飞边儿的翻领衬衫，小肚子挺得滚圆，手里永远拿着吃不完的零食。
那天也是一样，方敏的上衣兜鼓鼓囊囊的，里面装满了花生瓜子和牛奶糖，嘴里也不知含着什么，整张脸撑得圆滚滚的，说话也是含混不清。
“你也来啊，方敏，可好玩呢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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